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良心何在？
心何在？
何在？
在？
？
但更让钱泽林良心作痛的是另一件事——钱泽林不信任姜必。
姜必的手已经从蹲坑里抽出来了。只见他手指上挂满了暗黄色的水渍，他把手伸到水龙头底下冲，水冲在他手上，把那层黄渍冲掉。
“触底了，”姜必说，“碰不到，可能滑走了。”
于是——钱泽林决定“仁义”一把——根本原因是他怕姜必摸到了锁但说没摸到。他怕姜必把锁藏起来了。他怕姜必有自己的打算，而他不在那个打算里。
所以他蹲下来把手伸进蹲坑里。他的手继续往下探，摸到了蹲坑的内壁——他的手指从内壁上滑过去的时候，能感觉到那些细小的凹凸不平的颗粒在他的指纹上刮过。他继续往下探——整个右手都在水里了。他的手指在更深的地方又碰到了内壁，这次是滑的——那种在水里泡了很久的、表面长了一层滑溜溜的东西的滑。
他在那层滑溜溜的东西上摸了好几下，主要是因为那个触感太独特了——他的手指在那层东西上滑过来又滑过去，滑过去又滑过来，有点嫩——他有生之年第一次用“嫩”这个字来形容一个蹲坑。
他的手指终于触底。底部不是硬的，是一层软软滑滑的、像淤泥一样的东西。他的手指在那层淤泥里搅了一下，没碰到任何硬物。他又搅了一下，还是没有。他把手指从淤泥里抽出来，在更靠近边缘的地方往下探，又触底了，又搅了一下，还是没有。
他正搅得起劲————姜必的手机响了。
是视频通话——屏幕那头传来孟济宁的声音：“小姜，我跟你说个事。齐衡那个锁是从洗手台下面的柜子里找到的，用的是火钳。你先看看你们那边柜子里有没有火钳，有的话用火钳夹，别用手。我跟你说个典故——《庄子》里有个故事，说有人看见一个农夫在浇地，抱着一个瓮一趟一趟地从井里打水，累得半死。路人说你怎么不用水车？农夫说我知道有水车，但我不想用。用那种机械的东西，人会变得投机取巧，心就不纯了。你猜庄子怎么说？庄子说那农夫是个脑残。有工具不用，非要自己干，那不叫纯朴，叫脑残。我不是说你脑残。我是说你先看看柜子里有没有工具——”
姜必的手滑了一下——不是故意的。是真的滑了——他的手刚在水里泡过，又打了肥皂，指尖还是滑的。手机从他手里滑出去的时候他下意识去捞，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，刚好划到了翻转摄像头的图标。屏幕上的画面从孟济宁的脸变成了姜必的脸，又从姜必的脸变成了蹲坑前面那个弯着腰的蓝色醒狮头套。
画面定住。
屏幕那头安静了大概零点五秒。然后是齐衡的声音：“卧槽——钱哥！！！孟哥你别动！我拍一张！”咔嚓一声——齐衡用自己的手机对着孟济宁的手机屏幕拍了一张。那个咔嚓声是齐衡自己手动配的，他手机设了静音，但他觉得这种时刻没有咔嚓声不够有格调。
钱泽林的手还在蹲坑里。他的手在听到齐衡喊“卧槽”的时候停了一下，但没抽出来。他的脑子在处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——齐衡看到了。齐衡看到他在掏粪了。齐衡会把这张照片发给他吗？会发到群里吗？会存下来当表情包吗？他的脑子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手又往淤泥里搅了一下。
姜必终于把手机拿稳。他看着屏幕上孟济宁那张国泰民安的脸，孟济宁也在看着他。两个人相对无言良久。孟济宁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洗手台下面的柜子里，有火钳。”
姜必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走到洗手台前面，弯腰打开柜门。他把手伸进去，在柜子的最深处摸到了一根铁质的东西。他把那根东西抽出来的时候，钱泽林的眼角余光扫到了——是火钳。
钱泽林自觉地站起来，把手伸到水龙头底下冲了一下。
随后他接过火钳，把它伸进蹲坑里。他的手很稳——毕竟已经恶心过了，恶心到了一种境界，恶心到他知道自己不会更恶心了。火钳的两只脚在水里一点一点地往下探，探到最深的地方夹了一下，空着抽出来；又伸进去，探到底，夹了一下，空着抽出来；又伸进去，这次他在水底搅了一下，火钳的两只脚在水底的淤泥里划了两道沟，沟合拢了，什么都没夹到。
他把火钳从水里抽出来，打开水龙头把火钳冲了一下，关掉水龙头，把火钳放回了柜子里。他关上柜门，转过身看着姜必。
“没有，”他说。
钱泽林的手机突然在裤兜里震了一下，他掏出来看了一眼。
【衡】：[图片]
【衡】：钱哥
【衡】：你在干嘛
图片是从孟济宁的手机屏幕上拍下来的。画面里是一个蓝色的醒狮头套，头套下面是蹲坑的边缘，蹲坑里有一坑黄水，黄水里有一只手。
钱泽林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几秒——这个画面让他有点想死。索性把屏幕按灭。
另一边——
齐衡坐在草席上，屁股底下那层草席刺挠得很。他换了好几个姿势——盘腿，扎得大腿内侧；伸直腿，扎得腿肚子；侧着坐，扎得屁股蛋。最后他选择了蹲着，两只脚踩在草席边缘，屁股悬空。孟济宁在旁边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但那一眼里包含了太多东西——你至于吗？你蹲着不累啊？你蹲着的样子很好笑知道不？——这些东西全塞在那一眼里。
“你蹲着不累吗？”孟济宁终于问出来了。
“扎。”齐衡说。
“扎你就站着。”
“站着累。”
“那你蹲着。”
“蹲着腿麻。”
孟济宁又看了他一眼。这次那一眼里的东西比上一次更多。他没理孟济宁，从草席上捡起那张从床头柜里找出来的、被火烧过的纸片。纸片比他的巴掌还小一圈，像刚从火堆里捡回来的。纸片的中间还算是完整的，有几行字，字迹工整但有些地方已经被火舔过了，笔画断断续续的。
“《1952年租赁契约》，立租约人：李张氏。承租升平坊官舍三间。议定租金：大洋二百元整。租期：永久。备注：此屋乃先夫遗泽，非卖品。”齐衡念完之后把那片纸翻过来看了一眼，背面只有一片被烟熏过的黄褐。
“大洋二百元整，”齐衡把这几个字又念了一遍，“1952年。你知道1952年的大洋是什么概念吗？”
孟济宁想了想。“那时候已经用人民币了吧？大洋应该是民国时期的货币，1952年理论上已经不流通了。但老百姓手里可能还有存货，私下交易的时候可能会用。二百大洋在1952年是什么购买力？我算一下——民国时期一个大洋大概能买三十斤大米，二百大洋就是六千斤大米。六千斤大米，按现在——不对，按那个时候的米价，折成人民币大概是……”他的嘴在算，但他的脑子已经跟不上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1952年的大米价格数据，他连1998年的大米价格都不记得，他只记得在洪城路边摊吃的那碗炒粉是五块钱。
“你不用算，”齐衡打断他，“你算不出来，我也算不出来。重点不是二百大洋能买多少大米，重点是‘永久’。你看这个租期——永久。1952年签的合同，租期写的是永久。永久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这份合同没有到期的那一天。只要这个李张氏或者她的后人还活着，这房子就还是她的。不是租给她，是她租给别人。她是出租方，不是承租方。你看清楚——‘立租约人：李张氏’，立租约人就是房东。她是把房子租出去的那个人，不是租房子住的那个人。”
孟济宁把那片纸从齐衡手里接过来凑近了看。纸片太小了，他得眯着眼才能看清那些笔画。“承租升平坊官舍三间”——他念到“官舍”两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，“官舍？这房子是官舍？官舍不是公家的房子吗？她一个私人的房东，怎么把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？”
齐衡从草席上换了个姿势——从蹲着变成了跪着，膝盖压在草席上，扎得他咝牙。“所以问题就在这儿。1952年的时候，这房子可能已经是公房了，但李张氏不认为它是公房。她认为这是她的私产，是‘先夫遗泽’——她丈夫留给她的遗产。她不管政府怎么定性的，她只认一个理：这房子是我家的，我家的东西凭什么变成公家的？所以她签了这份租约，把房子租给别人，租期永久。这本质上是在宣示主权——不管你们怎么说，这房子是我李张氏的，我做主。”
孟济宁把那片纸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好几遍。他的眉头皱着，“那这份租约，有法律效力吗？”
“1952年，有。现在，没有。1952年的时候，新龙国的法律体系还没完全建立，很多地方还在沿用民国时期的惯例。私人财产权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——理论上被保护，实际上被慢慢收归国有。这份租约放在1952年，拿到法院去，法官可能会认。但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，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，到了1966年之后，这份租约就是一张废纸。不是法律不认，是没人敢认。”
他把那份租约从孟济宁手里拿回来，举到眼前对着光看。
“但这个副本不跟你讲法律，”齐衡说，“这个副本讲的是怨气。李张氏的怨气从哪里来？从‘产权未定’来。她觉得这房子是她的，政府觉得这房子是公家的，双方都不让步，但双方都拿对方没办法。政府有政策，李张氏有契约。政策是活的，可以改；契约是死的，白纸黑字写着‘永久’。谁更有理？你站在政府的角度，你会说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，我们要往前看’。你站在李张氏的角度，你会说‘你们欺负人’。”
“所以，”孟济宁接话了，“咱们手里这份租约，可能是她的‘证据’。她需要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这房子是她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烧给她，她可能就安息了。或者——她拿到这个东西之后，会变得更凶。因为她终于有证据了，她可以拿着这个去跟拆迁办打官司了。”
两个人沉默了几秒。齐衡在脑子里把这两个可能性翻来覆去地倒了好几遍，每倒一遍都觉得不对劲——烧了，她安息了，副本结束，简单直接。不烧，她可能一直在外面晃，敲窗，敲门，收旧账。但烧了之后她拿到证据，变得更凶，拆迁办的人被她追着跑，他们也被她追着跑，到时候谁也别想睡安稳觉。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——你的选择取决于对方的选择，但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选，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。李张氏是一个1952年签了一份永久租约的女人，她可能已经死了，可能变成了鬼，可能就在走廊里敲窗，可能正在看着他们讨论要不要把她的租约烧给她。你没法跟一个鬼做博弈论分析，因为鬼不讲逻辑，鬼只讲怨气。
怨气是逻辑的敌人，你越分析，鬼越怨。
“我觉得，”孟济宁开口了，“我们先不烧，先留着。等搞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再说。万一烧了之后她拿到证据，直接去找拆迁办的人算账，拆迁办的人被她吓跑了，谁来给我们发工资？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七天，还要找到稳定工作。没有拆迁办，谁给我们安排工作？”